“最不好教”的孩子最難得

　　近來讀一篇哪國孩子最好教的文章，敘說來中國支教的南非教師尼爾，以一道智力測驗題戲說，中國孩子最好教，而美國孩子最不好教，這是尼爾的親身感受，并不是憑空杜撰。但一名教師是執著追求教出這“最不好教”的孩子，還是這“最好教”的孩子呢？這對中國教師來說，是很值得思考的。

　　尼爾的智力測驗題“樹上有10只鳥，開槍打死一只，還有幾只”，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就編進了課本，面孔不陌生。中國學生一班60余人，齊刷刷回答出了“標準答案：都嚇跑了，一只也沒有了”，“三秒鐘就把問題解決了”。據此，尼爾說中國學生課堂紀律好，聰明，懂禮貌，守紀律；而在美國加州一所小學執教時，一個班24名學生“竟然都不吭聲”，“只得挨個去問”。然后，學生不直接回答問題，卻反問尼爾，“被問得摸不著頭腦”。“一個問題竟耗了一堂課的時間”，“簡直糟糕透了”。學生好教與不好教，評估標準在于學生不問與愛問。教師提問，不愛學生反問；學生答問，只管是否，教師不問過程。這里，尼爾說中國學生好教，其實是曲意點明，這種非科學的傳統教學觀，正支配著中國學生的智力生活。

　　中國古代一位教育家說，學貴知疑。美國學生在答題中，能在看似無疑處生疑，疑中國學生所不疑，疑教師所無疑。學生開始都不吭聲，是腦子里有了疑問正在思考。首先，加州打鳥犯法，這道題的真實性存在嗎？其次，發現了構成題目的條件與問題有諸多模棱兩可的地方：樹，單株的還是多株？鳥都有聽覺嗎？都能飛嗎？槍擊有聲嗎？還有幾只，指剩在樹上、樹下的還是樹周圍的空間？于是引出了課堂上的那一連串幼稚而可笑的提問，在注入式教學看來純屬節外生枝、不以為然的提問，實際上是他們欲揚先抑，每道都關系到答案準確程度。孩子一旦澄清了模糊，便得意地回答出難得推翻的答案：打死的要掛在樹上，就剩一只，如果掉下來就一只不剩了。如果未打死的當中，有失去聽覺的，一定留在樹上；如果是無聲獵槍，那膽大的，不會飛跑……他們從簡單中演繹出復雜，又從復雜中歸納出簡單。

　　善教者，能運用教材、教具、手勢給學生帶來思考，讓學生在思考中表現自己。尼爾戲說的最不好教的學生，就是樂于在思考中表現自我的一類學生。他們愛發問、反問并非“糟糕透了”，而是學得生動活潑；學生愛問勤思，也是尊重教師勞動、熱愛老師的最高境界。讓學生正襟危坐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思想禁錮得只習慣統問統答“是”或“不是”，是不足取的。誠然，“不好教”的孩子，在課堂上滋潤他們“一滴水”，教師需要“一桶水”、“長流水”的儲備，才能應對他們海闊天空的提問；而“最好教”的孩子其實最難教，要擦刷這些孩子思維的“鐵銹”，點燃勤學好問的火焰，教師不僅要有豐富的知識，更需要教學藝術、教育機智，還有心靈的撫慰。尼爾訪問過16個國家，至少見多識廣，不會不辨好教與不好教的真諦，說中國的孩子最好教，不過是恭維中國官員的一種幽默罷了。

　　教學生學會思考，學會學習，是推行素質教育的訓練目標。讓學生生活在思考的世界里，從學會到會學，就具有潛在的創新能力。會學，同時也會樂學、好學，有學習的主動性，善于選擇和取舍學習的內容和范圍。緊張而輕松的心境，會伴隨他們的智力生活，很多時候，“不好教”的孩子會學、會思考，并不是教不好的孩子。教師應因材施教，就可能匠心獨運地把“好教”的孩子轉變成“不好教”的孩子；把“不好教”的孩子，進而培養成德智體美和諧發展的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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